灵素之问从伤寒例看伤寒论的全

灵素之问

还原古人观察视角和中医经验理法的演进。

栏主

忆忘先生，从事临床工作，研习传统文化和中医经典，索求源流，力图还原古人的观察视角和经验及理法的演进。

对《伤寒论》的改构尤其表现在宋传本《伤寒例》对《千金》的增改以及伪序。宋传本《伤寒例》与《千金要方?卷九伤寒方上?伤寒例第一》，有明显的异同。宋传本《伤寒例》的重要特征，首先是出于对《千金卷九伤寒例第一》的增改，对比略。

其一，《千金伤寒例》是作者孙思邈“今博采群经以为上下两卷”的概论，而非张仲景本有。其中引用了《小品》“经言”（后宋本《伤寒例》改为“阴阳大论云”）、华佗论温病、王叔和论表里、陈廪丘论发汗，紧接着“辟温第二”，实际表明唐本《伤寒论》是从温病论述开始的，符合六要素对仲景《伤寒论》唐以前传本体例的判断。

其二，“阴阳大论云”一段内容，对隋唐《诸病源侯论》《千金卷九伤寒例》引用的《小品方》“经言”的改写。同时“《伤寒论》自序”中有“撰用《素问》、阴阳大论”，说明阴阳大论与《素问》呈现并列关系而非一书，新校正也认为如此。

王冰注《素问》：“寒者冬气也，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其伤於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最，乘杀厉之气，中而即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夏至前，变为温病，夏至后变为热病，然其发起皆为伤寒致之，故曰：‘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新校正云：“按《伤寒论》云：‘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与王注异。王注本《素问》为说，《伤寒论》本阴阳大论为说，故此不同。”

这一段说明，新校正明确了《伤寒例》的阴阳大论，与《素问》“为说不同”。在《素问》新校正的王冰序中又说“窃疑此七篇乃阴阳大论之文，王氏取以补所亡之卷，犹周官亡冬官以考功记补之之类也。

又按汉张仲景《伤寒论》序云：‘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经》《阴阳大论》。’是《素问》与《阴阳大论》两书甚明，乃王氏并《阴阳大论》于《素问》中也，要之《阴阳大论》亦古医经，终非《素问》第七矣。”

新校正使用了“窃疑”的不定词，实际依据不足。因为运气七篇大论，明显不适合使用“阴阳大论云”里面的伤寒与温病的概念来解释，而且对比《诸病源候论》其中的三个版本，发病时间一再被改。

其次是“汉张仲景《伤寒论》序”如果在新校正时期已经存在，那么序言中“为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就与孙奇校正金匮要略方叙云“张仲景为伤寒卒病论合十六卷”出现误差，可能是“卒”与“杂”的繁体形讹发生在新校正之后，也就是所谓的“自序”相关内容晚于新校正。

所谓的“撰用《素问》”，根本过不了新校正这关。不仅“热病皆伤寒之类”在《伤寒论》中并不成立；所谓“未满三日可汗”“已满三日可吐泄”之类，根本不是《伤寒论》的基本法则。就连“三阴三阳”的命名，以及表里改为阴阳，“伤寒”二字的泛指冠名（新校正竟然不能识别）以及滥用于条文的改构，都无法排除是新校正之后的事情。

更何况，《隋书?经籍志》中的记录表明，仲景书在唐以前从未有过“伤寒论”的名称，“伤寒论”的名称最早是《外台秘要》的引用，也就不可能有诸如“为伤寒杂（卒）病论十六卷”的“自序”，仲景书既不会自名为“伤寒”也不可能叫做“卒病论”或“杂病论”（显然这是新校正的误会，新校正没有见过“伤寒杂病论十六卷”的自序），更不可能有“伤寒例”及其“撰用阴阳大论”了。

而“阴阳大论云”的内容，是陈延之的《小品》“考之众经”所得，非引用仲景之书。孙思邈的《千金伤寒例》更是“今博采群经”除了华佗其余全是南北朝之后的医家论述，显然不是仲景文。

其三是对《千金要方》《外台秘要》中王叔和对于“表里之治”的论述，改成了“阴阳盛虚之治”后，明显意义完全不同并呈现出理法的极度混乱。

其四是《伤寒例》最后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脉盛身寒，得之伤寒；脉虚身热，得之伤暑。脉阴阳俱盛，大汗出不解者死。脉阴阳俱虚，热不止者死。脉至乍数乍疏者死。脉至如转索，其日死。谵言妄语，身微热，脉浮大，手足温者生；逆冷，脉沉细者，不过一日死矣。此以前是伤寒热病证候也。”

如果这是经过新校正校书的结果，那么“以前”指的是本句话之前，讲的是“伤寒”（新校正的狭义伤寒）与“热病”的证候，也就是说整个《伤寒例》强调的除了表里之治（被改为阴阳盛虚与四季、节气），强调的是“伤寒”与“伤暑”（温病）两种发于表的两大类证候，可印证《伤寒论》六要素“明暗两线”的解析。那么，“《仲景》《千金》同”的《外台秘要》卷一“华佗论伤寒（时行）”，被从唐传本《伤寒论》中删除，使得宋传本的《伤寒论》没有了热病温病治法的按日数论治的一般论述，新校正何以不予补入，以证明其“撰用《素问》”？

既然新校正不认同“伤寒”可以泛指“热病”“伤暑”，又为何会漠视或认同“太阳中暍”“太阳中热”“太阳病痉湿暍三种”等的陈述，呈现出新校正的“伤寒”不能泛指，而今本《伤寒论》中“伤寒”与“太阳病”均大肆泛指？种种迹象表明，新校正之后被改，被改之后才成了“撰用《素问》”。因此所谓的“撰用”这个那个，无非交代了不打自招的改构过程。

南宋又改，是宋徽宗影响。运气学说，以及成注依照《素问》的注解，两种影响均是出自宋徽宗对《素问》的拔高推崇。故“撰用《素问》之类”用语，很可能不是新校正所见，而是后人所增。林亿校《外台》云：“伤寒、中风，自是两疾。”孙奇《校正金匮要略方序》云：“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

新校正校《素问》，难道不知道《素问》有“热病皆伤寒之类”吗？他们明确指出《素问》与《伤寒例》的“阴阳大论”“为说”不同，林亿与孙奇二人的“伤寒”概念均为狭义，又怎能“撰用《素问》”“伤寒”的泛指？

因此，《伤寒杂病论·序》中的“撰用”种种，表现出与新校正的认识抵牾，同时该序对汉代经方与医经的概念、传承及其内在关系一无所知。另外《平脉法》《伤寒例》等等改表里为阴阳，以及新校正时尚能看到的《外台》中华佗论时行，而“《仲景》《千金》同”的温病（热病）内容，何以从《伤寒论》中消失，是因为越来越深的误解。

仲景递归理论方法不同于阴阳五行理论分形的方法，而医经理论对《伤寒论》的误会，显示出阴阳、五行、三阴三阳等理论对于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全面改构与误解。

摘自《经方流变》之“改构伤寒”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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