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是中医大船上最大的压舱石黄煌

不要强调用《黄帝内经》的理论来解释和规范《伤寒论》，更不要用后世的脏腑学说来强制指导经方的应用，“松绑”才可以让《伤寒论》的学术价值得以彰显。

方证相应，也就是诊断与治疗的一体化，是一种有别于现代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注重形象与直觉，不看重脏腑病机概念及其推理，有浓郁的东方哲学味道。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每当中医学术传承出现危机时，便开始形成研究《伤寒论》的热潮，清初是这样，晚清和民国初年更是这样。20世纪中医存废之争十分激烈，而能为中医争得话语权的，在笔者看来是《伤寒论》。

《伤寒论》是中医大船上最大的压舱石

《伤寒论》以其极强的实证性，临床的有效性，成为中医学与现代科学的一个交汇点。正如陆渊雷先生说：“大论用药之法，从之则愈，违之则危，事实也；其必有科学之理存焉。”（《伤寒今释·凡例》）可以说，在世纪风浪的颠簸中，《伤寒论》成为中医大船上一块最大的压舱石。近现代的中国，一批擅用《伤寒论》方治病的医家，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无可辩驳的临床疗效，崛起于上世纪，被人称之为“经方派”。上世纪可以提及的名字，早期有曹颖甫、恽铁樵、范文虎、陈伯坛等，中期有陆渊雷、叶橘泉等，晚期有岳美中、胡希恕、刘渡舟等，他们都是擅用经方的临床大师。可以说，20世纪是《伤寒论》研究与应用风起云涌的年代。《伤寒论》的蒙难，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特殊的时期。如同一切旧的文化被抛弃一样，中医界也不敢推崇《伤寒论》。改革开放后，《伤寒论》研究一度升温，但是好景不长。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开始的一次所谓的中医学科分化，确定中医教学的主干课程是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方剂学、中药学，而伤寒论、金匮要略竟然不在其列。这是一种去经典化的做法，是教科书中医学试图与《伤寒论》分道扬镳的一次冒险行动。九十年代，高等中医教育的最大问题是中医毕业生临床能力的下降，改行分流严重。其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医管理上的“以西律中”。具体来说，《伤寒论》等经典医学的边缘化是不容忽略的原因。

经方是《伤寒论》医学复兴的急先锋

这十多年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召唤下，经方在我国迅速升温。经方是经典方的略称，主要是指收录在《伤寒论》《金匮要略》里的方剂。经方是千古相传的经验方，更是中医的规范方。经方虽然不是《伤寒论》研究的全部，但经方是《伤寒论》医学复兴的急先锋。经方热的背后蕴含着现代中国中医人寻求学术变革的思想动向：将《伤寒论》从《黄帝内经》体系下“解绑”。《伤寒论》研究的步履维艰，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黄帝内经》体系对《伤寒论》的捆绑。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针灸家、养生家的学说，和以《伤寒论》为代表的汤液家的理论，是中医学的两大流派，即医经派与经方派。不要强调用《黄帝内经》的理论来解释和规范《伤寒论》，更不要用后世的脏腑学说来强制指导经方的应用，要让《伤寒论》的思维自由飞翔，“松绑”才可以让《伤寒论》的学术价值得以彰显。《伤寒论》的最终诊疗单元是方证。方证相应，也就是诊断与治疗的一体化，是一种有别于现代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注重形象与直觉，不看重脏腑病机概念及其推理，有浓郁的东方哲学的味道，“有是证则用是方，为千古心法。”（王旭高《退思集类方歌注》）方证相应在中国的普及，标志着《伤寒论》思维方式的回归。注释《伤寒论》的思路可以调整。方证，是方的主治，是安全有效地使用某方的临床证据，真实、客观是其特征。因此，对待《伤寒论》的原文，不能停留在文字上，要让经方的方证立体化、拟人化、场景化。张仲景的语言古朴而生动，往往用简洁的语言勾勒患者的形象，用生动的语言描述疾病的特征。历代《伤寒论》注家喜欢用的名词术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一词多义。我们统计调查发现，现代医学的多义率为0.3%，现代汉语为11.2%，中医名词术语为15.8%。《伤寒论》方证的立体化势在必行！“方-病-人诊疗模式”是近年来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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