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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魔鬼军医rdquo石井
得了白癜风能治好吗 http://m.39.net/pf/a_4793212.html文／易桂鸣违抗军令，夹带私货潜逃日本石井四朗获晋升军医中将，同时被重新任命为关东军“部队”部队长时，以美军为首的盟国军队，巳经登陆冲绳岛，正在步步向日本本土逼近。石井心里很清楚军部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重新任用他。两年前，因为挥霍公款与賄赂贪渎受到惩处，他被从“部队”指挥长位置撤下，转到“中国派遣军”任第一军军医部长。石井在此任上约一年，同年8月1日，又被调至东京陆军军医学校担任教官，同时继续研究细菌武器和筹划日本细菌战。石井四朗怀念在哈尔滨的日子。在东京后方，不但要躲避美军轰炸，而且躬身教学也远不如在哈尔滨平房实验室里令他兴奋。他曾经说：“在满洲国东北，可以干在日本不能干的事情（指“活人体实验”）。”接到任命后，石井四朗迅速赶到哈尔滨平房“部队”履职。他十分清楚，尽管国际舆论強烈反对，尽管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曾经威胁美军将会以牙还牙实施报复，日本军部已经决定，为了保卫日本本土，日本准备大规模起用细菌武器抵抗入侵的盟军。石井四朗倾毕生精力研究细菌战，磨刀霍霍数十载，现在终于有了一显身手的机会。为了鼓舞士气，他在训诫“部队”这支三千人的部队时说：“战局每况愈下。日本必须在春天或夏季使用生物武器，才能扭转局势。”被称为“魔鬼军医”的石井四朗中将石井四朗准备启用在中国大陆战场实验过的鼠疫作为决战的致命武器。他命令“部队”饲养、搜集三百万只老鼠，制造大量鼠疫菌，培养作为传媒的跳蚤。石井四朗拟定了一个名叫“夜樱作战”的计划，要求“部队”成员乘坐日本海军新型伊四百型潜舰，前往美国太平洋西海岸的军港圣地亚哥，还准备从潜艇甲板上发射携带黑死病菌的“自杀式”攻击机。时间预定在9月22日。正当石井四朗为最后决战准备细菌武器的时候，接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不可逆转地扭转了战局，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年8月6日上午8時15分，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斯大林出兵中国东北，七十万日本关东军，在势如破竹的百万苏联红军的凌厉攻势下，溃不成军；8月9日，美国在长崎扔下第二枚原子弹，日本全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抵抗盟年入侵的心理防线一夜之间崩溃……8月9日同一天，关东军发来电报，让石井四朗火速赶往长春市。在长春机场的停机大棚，石井四朗与来自东京总参谋部的参谋长朝枝繁春见面。两人交谈了一个小时。石井四朗注意到朝枝繁春很年轻，他忍不住心里直打嘀咕。朝枝繁春参谋长其时年仅33岁，石井四朗军医中将已年届53岁——让一个比他年轻20岁的傢伙训诫不是个好滋味！参谋长朝枝繁春脸无表情地告诉石井：“马上解散你的部队，全部人员马上撤回日本。必须彻底销毁所有的证据，不许在地球上留下任何蛛丝马迹。”朝枝繁春接着说：“我们已经安排了一个工程爆破连队和炸药……平房营地的战俘要用电动机来处置，用锅炉把他们烧掉，所有的骨灰撒河里冲掉。立即撤侨日本。”石井四朗问：“要不要单独把研究数据带回本州？”朝枝繁春参谋长摇头否定了石井四朗的想法，他用没有一点商量余地的口气命令：“要把‘部队’的秘密带入坟墓！”哈尔滨平房“部队”驻地一角但是，石井四朗有自己的打算。尽管朝枝繁春官衔比他高，他压根就没有打算服从他的命令。“部队”这些年在中国战场做的实验具有“开创性”，他不会轻易就把全部获取的研究数据像无用垃圾一样扔掉。回到哈尔滨平房基地，在命令部下炸毁全部楼房和设施之前，他悄悄地整理出三个皮箱他认为最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包括他引以为豪的8,份病理切片、自已发明的水过滤器和疫苗，小心翼翼地像私货一样打包发货，一起装上撤回日本的飞机。尽管行动仓促，在石井四朗的指挥下，“部队”成功地在苏军抵达哈尔滨之前，炸掉了平房基地全部幢建筑物和实验设备，“处理完毕”名实验用囚徒。他的部下，除了12人落入苏联红军之手，大部人员毫毛无损、先后顺利乘火车退往韩国，再转乘轮船返回日本。相比当时大约一百多万被关东军抛弃，在逃难中忍饥挨饿的日本侨民，“部队”成员是幸运的一小撮。石井四朗特别没有预料到，他在满洲违抗军令，夹带回日本的私货，后来成了他和一大批“部队”主要将领的救命稻草……麦克阿瑟将军：“石井四朗将军在哪？”元朝蒙古皇帝忽必烈年和年没有做到的事情，被一个名叫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美国将军做到了：年8月30日，在马尼拉远程指挥盟军受降行动两周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搭乘道格拉斯-C54专机，于下午2时19分，率众多美军高级将领，无惊无险地降落东京厚木机场——忽必烈四千余艘战舰折戟沉沙对马海峡多年后，日本本州首次被外族侵入。战败国日本从此忍辱负重，接受美国占领军长达7年的统治。麦克阿瑟将军早在年12月就吩咐他的情报部门准备一份日本战犯名单。两脚刚落地，麦克阿瑟从嘴里拿下玉米管烟斗，在横滨午日的骄阳下眯着眼睛问：“石井四朗将军在哪？”嘴含烟斗的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厚木机场降落后与众高级将领合影一个星期后，熙熙攘攘的横滨码头，美国陆军“斯特吉斯号”运输船靠岸不久，一名中年日本男子，手中举着一张一名高加索白种人的像片，对一群正在走出码头的乘客喊叫：“安德森博士！安德森博士！”一名戊装美国军人，听到叫声从人群中走过来：“我是安德森，默雷尔·安德森上校。”中年日本人对比了一下手上的像片，马上弯腰叩头，接着咧嘴大笑起来：“Hello,欢迎您到日本！安德森上校，我是你此行的翻译内藤良一。请多关照！”默雷尔·安德森上校来自美国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美国陆军生物化学研究所，他奉国防部之命，前来调查日本战时细菌武器的问题。安德森是一名细菌学家，时任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生化所主任。内藤良一也是一名微生物学家，英文流利，安德森在日本9个星期的调查，全程由他担任译员。至于内藤良一的身份背景，安德森一无所知。内藤面相善良，言语柔和，像是一名大学教授。既然是上面安排的译员，安德森无疑问地信任他。后来的事情证明，安德森和美国军方为此吃了大亏。麦克阿瑟将军登陆日本后，盟国当局开始按照战犯名单在全日本抓捕重要战犯。可是石井四朗军医中将的下落，当时是一个谜。从中国东北潜回日本后，石井四朗仿佛人间蒸发，再也没有消息。坊间传言，说他巳经死了。但是没人能证实。后来发现，这是石井四朗自己散播的谣言——他试图逃避美国人追究他战争罪。成田机场附近的山武郡芝山町，有一个加茂村，这里是石井四朗的家乡。加茂村远离大都市的喧嚣和嘈杂，是一片沉睡的日本村落。这里的每家每户都有人外出当兵，主要到满洲——从困苦农民的孩子，到木匠、瓦工、司机和厨子的儿子。从满洲撤回来之后，人们廻避谈论过去的事情。石井四朗和大家一样，悄无声息地藏在祖屋里。石井四朗警告乡里们：“‘部队’的秘密要带入坟墓！”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到了年底，关东军“部队”在满洲国的各种传说开始以各种形式散播出去。获悉石井四朗没有死的消息，麦克阿瑟当局向日本政府要人。日本政府其实一直清楚石井四朗的下落。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一辆黑色轿车开进加茂村。车上下来两人，径直来到石井的家，二话不说就把他押回东京交给了美国人。默雷尔·安德森，来自德特里克堡生物化学研究所的美国陆军上校，是调查石井四朗的第一人。他也是豁免“部队”侩子手的建议的始作俑者。这事情又与他的日本译员内藤良一有关。默雷尔·安德森上校与他的译员内藤良一安德森在9月和10月间，针对日本细菌武器的敏感问题，先后访谈了多名日本军方著名领导和科学人员，他们包括金子顺一、正田千佐等人。但是，安德森当时对“部队”的存在一无所知。他被告知，日本军方的细菌武器研究，纯粹是防御性质，因为日本人相信“生物化学战争显然反人类。”这样的表述反复出现在被访谈人员的口中，被重复使用，表明这是事先统一的口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后，安德森意识到，日本人已经习惯于毎次只透露足够的情况，把大量未说出的内幕留下，以显示他们对于美国人的利益有多么重要。多年之后，安德森回忆说，日本人提供的信息，包含的只是事后才能解释的线索。因为怀疑自己被日本人欺骗，安德森生气地责问内藤良一：“难道你们要让共产党人参与调查这件事？！”第二天，内藤良一交给安德森一份材料。这份材料首次公开披露日军二战时从事生物战。安德森知道自己的威胁起到了作用。但是，内藤告诉安德森：“只有得到豁免后这些知道内情的人才会主动与你配合。”他用一种无可奈何的调子说：“如果这事情没有选择，你的调查只能草草收场，让国防部自已处理战犯。”为了争取日本人的合作，安德森找到占领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我建议向内藤许诺，豁免参与生物武器研制的日本医务军人。”麦克阿瑟将军表示同意。安德森又问：“我们审讯时可以用什么更有力的手段？”麦克阿瑟将军回答：“不许严刑拷问。尽你的能力，给他们许诺。我会全力支持你。”安德森见到内藤良一的时候，为审慎起见，再一次问：“美军战俘有没有被当成实验鼠做细菌实验？”内藤矢口否认：“完全没有发生过这种事。”被关押在日本的美国军人安德森半信半疑地端详了一会儿内藤良一，他相信了自己的译员。年1月3日，美国国防部发布了一份关于美国战时生物武器计划的报告——它的内容包括安德森起草的“桑德斯报告”的主要内容。但是，这份报告中关于日本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研究生物武器的诸多问题依然扑朔迷离。安德森上校的调查交了一份未完成的报告。安德森上校的许诺，给石井四朗等人吃了一颗定心丸。大国搏弈，石井四朗吐真相换豁免因为日本人已经正式承认战时曾经从事生物战，美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对此事进行彻底的调查。安德森上校返美不久，美军接着又先后4次派专家到东京继续进行实地调查。年1月22日，德特里克堡美国陆军生物化学研究所又派出阿尔沃·湯普森中校，前往日本继续安德森未完成的调查工作。湯普森是一名军队兽医。他到了加茂村石井四朗家时，见到石井四朗躺在榻榻米上。石井说他病了，不回答湯普森中校的任何问题。湯普森中校知道石井是故意推托。第一次来不行，他改天再来。连续两天后，湯普森有些不耐烦了。为了表示善意，湯普森在与石井对话时，特意允准他的女儿石井晴美留在他身边。也许是他的这个善意作法感动了石井，他的态度有点软了下来。他对湯普森说，生物武器违反人性，假如日本人曾经从事这一类研究“将会玷污天皇的品德”。湯普森明白这显然是日本人别有用心的推诿之辞。他在前任安德森的报告中见过此类似曾相识的话。日本关东军“部队”部份成员合影湯普森不轻易放弃，后来他差不多到了恳求石井的地步。在他的耐心努力下，湯普森多多少少从石井四朗身上套出了一些内情，他同时还调查了另外26名与细菌武器有关的日军人员。湯普森中校于年5月完成调查任务，回到德特里克堡后，他写了一份“日本生物战调查报告”。该报告涉及21种细菌战剂、4类细菌攻击方式、10件细菌炸弹图样。湯普森中校和安德森上校得出一个同样的结论：日本人隐瞒了很多内幕。在此期间，日本太上皇、“总督”麦克阿瑟将军鼓励日本人给占领军当局写信举报战犯。盟军总部开始每月收到大约一千多份群众举报信。那些痛恨日本军阀的日本平民，纷纷向美国人举报身边认识的战犯。关东军“部队”指挥长石井四朗军医中将也是被举报人之一。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仍然潜伏在民间的日本战犯，包括石井四朗和“部队”的主要将领，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会被送上绞首架。与此同时，落入苏军手中的“部队”12名日本战俘，例如篠塚良雄、柄沢十三夫，还有川岛清少将，被关押在苏联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监狱。12人受到苏方严刑拷问后，从实供出了关东军在满洲开展细菌战和活人体实验的全部秘密。苏联方面为了准备“哈巴罗夫斯克审判”，向美国方面要求引渡三名日本战犯，其中一人便是石井四朗军医中将。麦克阿瑟将军开始并不把苏联的要求当一回事，认为苏联人在搞政治宣传。但是，苏联当局经过严刑拷打后获得的信息——日本“部队”在战时曾经进行活人细菌试验——引起美方的高度重视。美国政府最关心的是，有没有美军战俘被“部队”用来做生物武器实验？为了弄清楚真相，美国政府又向日本派出第三人：同样来自德特里克堡的非军方背景的科学家诺伯特·H·费尔博士。费尔博士于年4月15日抵达日本。当时东京战犯大审判已经进行将近一年。苏联政府要求引渡石井四朗的呼声越来越高。石井四朗开始严重失眠。他听到川岛清少将等人在苏联受到严刑拷问招供的传闻。如果落入苏联人手里，他也难逃同样的虐待。费尔博士比他的两位前任知识面更广。在仔细研究了前任的报告后，他知道怎样在自己的调查中防止被欺骗。像安德森一样，费尔博士必须通过译员和中间人来与石井四朗沟通。他的译员叫通井貫郎，一名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生物学博士，曾经短暂担任过安德森的翻译。通井贯郎在4月21日与费尔见面时解释说：尽管他尽了最大努力“说服日本人透露全部情况，……投降后进行的审讯来得太快了。这些知道实验内幕的人如果确信你的调查纯粹出于科学研究的目的，我相信你能够得到一些信息……我相信这会让任何人放心……如果你不是为了调查‘战争罪’。”通井贯郎还告诉费尔博士：“石井四朗的副官增田知贞向我坦露，实验的确在活人身上进行……参与人体实验的成员发过誓：‘绝不透露内情’。尽管如此，我肯定如果纯粹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去进行调查，你能够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年8月上海淞沪会战中穿戴防化服的日本士兵两天后，通井贯郎告诉费尔博士：日本人担心，透露给美国的信息，会被共产党发现并且传给苏联人。日本人现在明白了，美国的当务之急是不让生物战情报落入共产党人之手。在前两次调查中，他们谎称所有文件巳经被销毁，“部队”参与实验的成员只有模糊记忆。现在面对苏联人的強大压力，当事人的态度开始改变。他们向美国人保证，他们还保留着有价值的情报。他们所要的是，用这些信息换取美国对当事人的战犯起诉豁免。费尔博士理解石井四朗当时的心理。通井贯郎的解释，使他成为直接知道日本人犯下显而易见的战争罪行为的第一位美国科学家。费尔博士清楚，这些全部都是石井四朗利用通井贯郎转达的话。美国政府对于日本人在细菌武器研究方面的兴趣，成为这些涉事人员与占领军讨价还价的本钱。为了让调查工作顺利进行下去，费尔博士表示接受通井贯朗的建议。于是，后来在与被调查者见面时，费尔博士每次都会事先告诉对方，他的调查“纯粹是为了获得科学和技术数据，并非出于追诉战争罪行的考虑。”同年5月8日，费尔博士与石井四朗第一次见面。已经因为日渐逼近的“东京大审判”而心力交瘁的石井四朗告诉费尔博士，他愿意分享他所指挥的关东军在满洲从事细菌武器实验的情报，包括活人体实验的细节。作为交换，他请求美国政府豁免，不要把他送上东京大审判台。费尔博士口头应允了石井四朗的要求。费尔博士接着告诉石井四朗，他应该怎样应对苏联人的讯问。尽管美国军方不会把他交给苏联政府，但是出于外交礼仪考虑，美方会允许苏联大使与石井四朗以及其他“部队”将领见面。不难预见，苏联大使与石井四朗等人的见面一定会无功而返。在石井四朗和其他当事人的自愿合作下，费尔博士的调查，获得了大量十分详尽、具体的情报。特别是在石井的副官增田知贞的组织下，19名日本军医，用英文撰写了一份长达60页的人体实验报告。石井四朗又在自家的后花园里，挖出埋藏的8,份病理切片和数百幅彩色图画，交给费尔博士。日本军医的报告，介绍了日本人对炭疽病、黑鼠病、伤寒、甲型和乙型副伤寒、痢疾、霍乱、鼻坏疽、感染方式、炸弹测试、喷雾测试和稳定性等等项目的研究。费尔博士根据所获信息，在6月29日写出“日本生物武器综合报告”。费尔博士指出，美国德特里克堡正在进行的实验，已经由日本人进行过。他们有很多新的研究项目，包括真菌、细菌、在满洲和西伯利亚的谷物和蔬菜上的线虫的研究……是很有兴趣和价值的研究”。费尔博士的报告出来后三个月，年10月29日，德特里克堡美国陆军生物化学研究所技术总监埃德温·希尔博士和病理学家约瑟夫·维克多博士又到日本进行第五次调查。希尔博士访谈了“部队”76名主要成员，涵盖该部队的厂房、动物和人体试验，各种病毒和在战场上使用生物武器的问题。希尔博士于12月12日完成的报告，对日本人进行的实验结果给予高度评价。他强调说：“由于对人体实验的顾虑，此类信息不可能在我们自己的实验室中获得。希望主动提供这些信息的个人免遭由此而带来的尴尬。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防止这些信息落入其他人的手中。”他们一致同意，日本生物武器数据的价值、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远比起诉战争罪更加重要。（希尔博士最后一次调查，包括他之前的4次调查的全部记录和文稿，现在收藏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德特里克堡基地签发于年6月20日的一份关于日本化武绝秘通报安德森上校虽然是豁免石井四朗许诺的始作俑者，但是，最终落锤定音是两年后的事情，此事在美国政府内部也充满争议。年6月23日，来自国防部、国务院和司法部的代表召开了一个会议，“非正式地同意接受”麦克阿瑟将军、化学工程兵司令的建议：“所有从调查中获得的信息，必须保留在情报机构渠道内，不得用于追索战犯。”因为如果把这些当事人推上审判台，全部细菌武器研究和活人试验的秘密将会公诸于世。美国不希望苏联有机会接触这些信息。三方代表达成的非正式协仪，被上报给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它显然授权了豁免许诺。但是，参联主席无权批准涉外政治政策。因此，豁免的最后授权，来自杜鲁门总统。通过查阅美国占领军东京总部和华盛顿的国防部海军协调委员会的往来保密电报记录可以发现，石井四朗曾经参与谈判“文件豁免”——因为他不相信麦克阿瑟将军的口头许诺。年3月，美国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给东京发来电报，通知麦克阿瑟将军，美国政府批准了豁免石井四朗等人的请求。石井四朗和一大批在满洲参与生物或化学武器研究的日本军人、医生和科学家，从此不再受到盟国占领军起诉。东京战犯大审判甚至没有提到“部队”的存在。被苏联俘虏的日本关东军士兵落入苏联红军手中的12名“部队”人员则没有这么幸运。经过年12月“哈巴罗夫斯克审判”，12名“部队”的日本军人，获判刑两年至25年，被发配西伯利亚。但是，12人很快又在年全部获释、遣返日本。尽管对他们的起诉和判刑罪名都很重，但是苏联政府在执行刑罚的时候，对12人实行了减刑从宽处理。据悉，因为这些人后来与苏联当局配合，向俄国人提供了重要的生物化学武器研究情报。石井晴美回忆：父亲一直住在日本石井四朗名叫石井晴美的女儿，年8月11日，没能跟随父亲石井四朗的军用飞机撤离哈尔滨。因为父亲的飞机上塞满了重要的“私货”，没有石井晴美的一席之地。她只好和百万日本侨民一样，乘坐绿皮火车，摇摇晃晃地沿着韩国东海岸向东南方向逃亡。她在当年的7月29日就开始逃离满洲的伤心之旅。火车上全部是逃难的日本妇女和儿童。她们一路上担心会遭遇心中充满仇恨的朝鲜人骚挠或欧打。但是，在韩国境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在韩国的火车站，甚至有当地人给他们送水喝。可是石井晴美不敢喝，她们担心韩国人在水里下毒药。煎熬了几天后，他们终于见到了对马海峡。她然后跟着熙熙攘攘的逃难人流，转乘海轮回到日本。石井四朗和女儿石井晴美，与家人合影在加茂村老家，与父亲石井四朗劫后重逢，石井晴美没有一点欢悦之情。她眼前的日本已经面目全非，她早巳完全不认识周边的环境。她的父亲也不再是在满洲时那副踌躇满志、一呼百诺的样子。特别是美国人登门造访后，父亲几乎就成了一名犯人。那位来自美国德特里克堡、名叫阿尔沃·湯普森的中校，每天缠着卧榻不起的父亲不放。因为父亲有病，湯普森中校允许她留在身边照料。湯普森中校了解到石井晴美会打字，就让她负责将他审讯父亲时候的对话记录下来。然后还交由她把材料送往东京市谷兵营的美军总部。石井晴美发现，父亲虽然躲过了东京大审判的厄运，加茂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石井家就像那个时期大多数日本家庭一样，每天要为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担扰，比如到哪里找食物，香烟没了怎么办？所幸父亲不仅没有被追究战犯罪责，他还获准重操旧业，继续医学研究，他甚至因为原来在军队服役还享有一份政府养老金……石井晴美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一天，他从自己身上采集了一份组织样本，拿到东京大学医学院，请求一名他原来的下属做检验，他不告诉对方这是谁的组织标本。结果出来时，他被告知，这个组织标本充满了癌症细胞。他听说之后，大声叫说，他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没有一个医生有勇气告诉他，他得了喉癌。他最终不得不做了手术，从此失去说话的能力。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是一名认真的医学学生，他把自己身体状况的变化在日记中写了下来。”石井四朗康复出院后，他的老教授任木村到家中探望他。因为失去说话能力，石井四朗用一张纸写下想要说的话，告诉老教授：“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他心目中的英雄、日俄战争最伟大的战略家多哥海军大将也死于喉癌。石井晴美还透露，她父亲临死前，请求东京索菲亚大学原校长、德国牧师赫尔曼·赫弗斯博士为他洗礼，并取了一个天主教徒的名字“约瑟夫”。石井晴美回忆说：“父亲因此而释然许多。”石井四朗死于年10月9日，终年67岁。“部队”军医在实验室内石井晴美做梦都没有想到，60多年过去之后，她的父亲阴魂不散，石井四朗的名字突然又频频出现在现代媒体上。特别是有关他与美国生物化学武器研究中心德特里克堡的关系，疑云密布。上世纪80年代，日本著名作家森村诚一的纪实文学《恶魔的饱食》，曝光了日本“部队”的种种恶行，后有日本女记者青木冨喜子陆续跟进报道石井四朗晚年的景况（青木冨喜子还挖掘出石井四朗晚年写的两本生活日记簿）。历史学者开始质疑美国当年赦免石井四朗等一大批杀人如麻的日本战犯的做法。现在还有人宣称，石井四朗被美国特赦后，被请到德特里克堡美军生物化学研究所当顾问。一位年出生在中美洲岛国牙买加、名叫理查德·杜雷顿的牛津大学讲师，在年5月10日的《英国卫报》发表文章“一张空白的道德检查支票”一文中声称：“日本的石井四朗在满洲从事人体实验，后来被美国聘为生物武器顾问”。杜雷顿的第一段话属实无疑，浩如烟海的资料可以证明。问题出在他的第二段话。杜雷顿从哪里得知“美国聘石井四朗为生物武器顾问”？他没有为此说提供出处或者任何证据。这是假设、猜测还是凭空杜撰事实？石井晴美在40多年前回忆其父的回忆录中明确无误地说过，她父亲死前一直住在日本。女记者青木冨喜子发现的石井四朗日记，也没有石井四朗到过美国德特里克堡旅行的记录。历史学者对美国政府在二次大战后特赦石井四朗提出质疑。这没有什么问题。美国国务院有过正式答复。这不是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