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老百姓总相信那些荒诞不经的谣言

近代以来，在咱们这里，关于西方人尤其是传教士的谣言非常多。什么挖心剖肝，挖人眼睛制成药水，点铅为银啊，什么下毒啊，什么拐卖儿童啊。甚至，在天旱的时候，传教士还爬上教堂顶端，用扇子把云给扇走，甚至说，就是教堂顶端的避雷针直接把云给弄走的。这些谣言，把各种奇奇怪怪的事儿都按在外国人头上，本质上，其实是因为当年的我们，骨子里还是觉得洋人很厉害，跟咱们相比，他们具有咱们所不具备的超凡能力。咱们这里的人对于西方的器物，从一开始，就相当的崇拜。轮船来了，他们不是害怕，而是好奇，即便船票很贵，也要争取坐一次。火车也是一样，即便没有需要，坐一次，也是好的。实在买不起票，就在铁路两旁围观。唯一感到恐惧的，是有线电报。当时无线电报还没发明，各国都用有线电报作为通讯工具。有线电报线在咱们这里的架设，外国人花了最多的时间，进行说服，一直到甲午战前，才算有所突破。老百姓对于洋枪洋炮能理解，因为它们能打死人，对于轮船火车也能理解，因为它们能载人，但对于有线电报，却怎么都不能理解，凭什么一根金属线，就能把人的话给传到很远的地方？这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是近乎神术和妖术的功夫。在山东兖州，电报线架设之后，有家的男孩丢了，当地老百姓众口一词，都说是传教士给拐走了，怎么拐的呢？通过电报线把人带走的。既然电报线能传递声音，为何不能传递人呢？其实，这时候的电报线，都是朝廷架设的，跟洋人没有多少关系。洋人的参与，只是作为技术人员。另一个底层民众不大能够理解的洋玩意，是照相机，他们很多人，一直都认为照相机可以带走人的灵魂。这样的想法，一直到我小时候，东北还有好些老太太都有。她们的说法是，照相照多了，魂就慢慢的没了。我们发现，人们在传递谣言过程中，事实上对洋人的超凡能力，对于洋人制造出来的器物，做了尽可能大的夸张。从洋人可以妖魅般地打败清朝军队，到洋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咱们这里地下的宝藏，再到洋人可以轻而易举地让老天不下雨。其实骨子里，还是出于对洋人的崇拜和迷信。崇拜和迷信，为何通过带有强烈敌意的谣言的形式表现呢？这是因为，在崇拜和迷信的背后，是咱们对于洋人有着浓烈的敌意。这敌意，首先是朝廷刻意制造出来的，朝廷有这样的宣传，也有敌意的操作，有些谣言，事实上就是从清朝廷出来，或者是像具有琯身的士绅炮制出来的。洋人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成见。其次，太平天国运动，极大地刺激出了相当一部分底层民众对洋人和基督教的恶感。底层民众没有这个分辨能力，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打着基督教名义的太平天国，和真正的基督教之间的区别。太平军的滥杀，他们对佛教道教，以及所有民间信仰的扫荡，极大地伤害了底层民众的情感。太平天国覆灭之后，他们将罪责归咎于洋人和洋教，是一种大趋势。敌意背景下的崇拜和迷信，结果，就变成这样吊诡的谣言。所以，即使在闹义和团的时候，义和团杀教民倒是不含糊，但轮到杀真正的洋人了，却有诸多的犹豫和胆怯。那个时候，义和团进攻教堂的事件非常多，但只要教堂有抵抗，他们一般都攻不进去。西方的传教士在鸦片战争之后，大规模进入中国，当时的清朝，由于缺乏公共卫生概念，所以，经常发生大小规模的瘟疫，最常见的一种，就是伤寒病。西方传教士，最初的时候，大多是些医生。他们发现，在清朝城乡经常发生的伤寒和副伤寒病，多半是由于饮用水不洁所致。很多地方，直接饮用池塘里的水，即使吃井水的地方，水源也时常被污染。因此，他们就设法说服当地的乡绅人物，试图改善饮水质量，但效果不佳。只有少数地方，士绅乐意听从传教士的建议。多数地方，人们反而觉得多事。有的时候，一旦瘟疫发生，传教士就会让信教的教民，偷偷往池塘里撒漂白粉，清洁水源，也好减少疫病。但是，这样的事儿很冒险，一旦被人发现，人们就会断定，当地的伤寒，就是因为教民下毒，而教民下毒，一定是受了外国传教士的指使。然后，传教士和教民的一片好心，就会遭来横祸，教堂被打砸，人被杀掉。而且，这种事一传十，十传百，众口铄金，三人成虎，无论传教士怎么样辩白，一个外国人下毒的刻板成见，就这样形成了。人们甚至不想想，传教士是来传教的，他们要把清朝人都毒死，他们还传什么教呢？再说，传教士没来之前，还不是照样有瘟疫，症状不就那个样子。那时候，又是谁下毒呢？事实上，几乎没有人会这样想问题，洋人下毒，就成了一个颠扑不破的命题。只要有瘟疫，人们第一个，就会想到是洋人干的。曾经给池塘净水的证据，会被反复拿出来。即使在当地，找不到一丝半点的所谓“证据”，当地连一个外国人都没有，也还是洋人下毒。在闹义和团的时候，清朝北方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瘟疫，但是，洋人下毒的流言，却遍地都在传。预防和解毒的药方，也在到处流传。年北京闹萨斯的时候，这个义和团药方竟然再次横空出世，居然有人还传给了我。显然，已经有人认为，萨斯是洋人干的好事。所以，现在有人告诉我，今天的病毒，有一亿人相信，这个病毒还是外国人搞的鬼，我一点都不奇怪。其实，有瘟疫就赖到外国人头上，也不是咱们的专利。记得看苏联肖洛霍夫的小说《静静的顿河》，里面写到顿河区发生瘟疫，人们就把怀疑的矛盾指向了主人公的母亲，一个哥萨克骑兵从土耳其带回来的女人，结果害死了她。只不过，那还是沙皇时代。时代的进步，对大多数人的影响，其实有限。有些刻板的成见，恐怕要跟着几辈子。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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