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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经方今注之研习经方的意义
01研习经方的意义
从医学发展的角度出发，经方及其类方的研究有其积极的意义。
首先是因为规定方证是中医规范化的基础，是医学发展的前提。长期以来，中医学的不规范现象是十分严重的。就《伤寒论》一书为例，宋代以后，注家日多，每家皆持一说，有主三纲鼎立说者，有主经络脏腑说者，有主气化说者，且编集体例各不相同。至于对《伤寒论》中的条文更是意见不一。正如徐灵胎所说“后人各生议论，每成一书，必前后更易数条，互相议，各是其说，愈更愈乱，终无定论”（《伤寒论类方·序》）。
《伤寒论》研究以何为标准？如何规范？徐灵胎经长期研究，最后决定以方证入手，因为医者随证立方，最为具体，处方的组成、剂量、加减法，皆可以作出规定，特别是张仲景的方剂，于此规定甚严，“各有法度，不可分毫假借”。
研究《伤寒论》的方证，无疑是研究中医学的临床规范，其意义不言而明。所以，徐灵胎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比较满意，完成《伤寒论类方》以后，才在序文中写上“乃无遗憾”四字，柯韵伯对其《伤寒来苏集》以方名证的方法也充满自信，说“虽非仲景编次，或不失仲景心法耳”（凡例）。与中国的伤寒家一样，吉益东洞也是不满当时日本医学“空言虚语，臆说理义”（《类聚方·凡例》）、“其方法不统一，而治疗无规”（《类聚方广义·题言》）的倾向而提倡古医学，强调恢复张仲景的诊疗标准。据说《类聚方》于日本宝历十二年（）刊行之后不久，在京都、江户即卖出一万册，以后，作为日本汉方的临床规范，《类聚方》有力地促进了日本医学的进步。
其次，方证研究便于理解药性及方意，便于临床使用，正如《类聚方·凡例》所言：“诸言以类就位……其方之用与药之能，可得而言矣。”《类聚方广义·题言》也说：“类聚之旨，在审方意、便方用也。”徐灵胎也认为类方能使读者“于病情药性，一目了然”，不失为“至便之法”（《伤寒论类方·序》）。类方使用的是比较异同的方法，由于《伤寒论》有关方证散在于条文中，前后参差，或隐于字里行间，故分类比较无疑是主要的研究方法。通过方证比较得出的药证，比《神农本草经》记载的内容更为实用，更为详实，也更为科学。吉益东洞是通过《伤寒论》方证的分类比较，研究了药物的使用指征，著成了颇有特色的临床药物学专著《药》。
再是，《伤寒论》是伤寒专书还是伤寒杂病合论之书？《伤寒论》仅为狭义伤寒而设还是为广义伤寒而设？伤寒与温病别途还是寒温一体？若从方证的角度看，问题便是十分清楚的。有是证便用是方，着眼点不在病而在证，其适应范围当然不拘于伤寒一类病了。柯韵柏明确地提出《伤寒论》中是伤寒与杂病合论，《伤寒论》方不仅仅合于伤寒，也能用于杂病，所谓“伤寒杂病，治无二理”，“仲景方可通治百病”，从而使《伤寒论》方的应用范围大大扩大了。
同时，各家在方证的研究中必然突破《伤寒论》的范围，而汲取后世临床经验，如王旭高的《退思集类方歌诀》，即以徐灵胎的《伤寒论类方》为本，又附以《金匮要略》方，后世方及作者的经验方，共分24类；左季云的《伤寒论类方汇参》中汇集了临床常用的加减主治及各家应用经验，使《伤寒论》方更为实用。现代许多方证研究著作中更是大量引用建国以后有关《伤寒论》方临床应用的报道资料，充分体现了《伤寒论》一方治多病、一病有多方以及中医学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的特点。同时各家在研究中重视《伤寒论》原文而又不拘原文，使研究的立足点从文献转移至临床，《伤寒论》的错简重订与维护旧论的争论也变得无意义了。这不能不说是《伤寒论》研究的一大突破。
《伤寒论》经方类方研究的实质是医学研究的实证化，即尊重前人的临床经验与事实，强调中医学的实践性。这种思想，对于促进中医学中临床实验医学的发展，提高中医学的临床疗效，有积极的意义。明末清初，我国学术界对空疏浮泛的宋明理学作了深刻的反省，“经世致用”的实学之风兴起，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中医学界也开始重视整理应用前人的经验与临床事实，重视方剂药物的研究，特别是汉代医典《伤寒论》的研究，类方派正是其中的代表。日本的现代学者也曾将《类聚方》作者吉益东洞为代表的古方派的出现，称为日本的“文艺复兴”，它“并不意味着医学的倒退，实质是医学的自然科学化”（山本严）。应当指出，中医学是一种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其中有大量的人文科学的内容，完全纯自然科学化是不可能的，也是有违中医学的本质的。但是科学实证是医学的基本精神，这点无可非议。作为一项传统的实证研究，类方及方证研究仍应在中医学的研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闻思修则生悟，戒定慧则养生。恰遇年全球新冠疫情，见闻中医事迹，思考健康人生，研学中医保健，重修《伤寒论》及其经方，融汇《易经》、《内经》、《千金》所学，现将前人治验、经典论证及本人浅注汇编成册，名曰《伤寒论经方今注》，以便同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