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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战争中最可怕的生化武器鱼羊秘
在中国及世界的历史上，每逢战乱，人口就会随之大规模的减少，但鲜为人知的是，直接死于战争本身的人口与死亡的总人口相比，可谓是九牛一毛，少之又少。实际上，导致人口大规模减少的原因往往是与战争相伴相生的并发症——瘟疫、饥荒以及流离失所。
01
让我们将时间回调到年的卡法城（今乌克兰城市费奥多西亚），在这里，致使欧洲数亿人罹难的恶魔再一次以“黑死”为名显现人间，他们伴随着漫天飞舞的尸体发出尖啸，宣告着死亡的临近。
这一年的卡法，正被蒙古军队所围攻，凭借着高墙坚门及军士的拼死抵抗，这座小城生生的在蒙古军手下坚持了一年之久。久攻不下的战局令蒙古军非常烦躁，随即他们决定出动投石机，向卡法城抛射，但抛射而出的并非炮弹亦或者巨石，而是一具具死尸。这些死尸，正是因鼠疫而不幸死亡的士兵尸体，在蒙古军手上，他们成了所向披靡的细菌武器。
卡法的结局，正如蒙古开战之前的宣告一样，“城破之日，即屠城之时。”但蒙古军没有想到的是，鼠疫随着卡法居民的出逃而扩散到了意大利，随后蔓延至英法及西班牙，最终笼罩了整个欧洲。
说是鼠疫，这场疫情让人更为熟知的名字是——黑死病。
至这六年是黑死病的高峰时期，短短六年，全欧就有万人去世，而此时的欧洲，总共不过仅有万人左右而已。死难者高达全欧人口的三分之一。这是什么概念呢？可以说是“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家家户户都有人难以幸免，所有人的关系网之中都会失去很多熟悉的面孔。
有的地方甚至全城灭绝，沦为死地。
而且，黑死病并非在年即宣告结束，而是在随后的数百年里始终如同一个幽灵盘旋在欧洲上空，成为了全欧的阴影。四百年间，因黑死病去世的死难者约万人，几乎与年间欧洲的总人口相当。
02
其实，这并非蒙古第一次以瘟疫为武器，在当时的蒙古军看来，外人的生命是无价值的，有价值的仅是他们脚下的土地——这可以用以放牧。因此，屠杀是司空见惯的行为，反正他们所求的仅是草场而非人口。
“使苍天所覆，尽为我之牧场。”
十一世纪，蒙古进攻金朝，在这场战争中，蒙古军采用了很多有效而超前的战术，我指的并非是蒙古铁骑精妙的射术或者骑技，也不是凌冽的马刀，而是另外的一些东西。譬如说当蒙古军选择撤退放弃一片区域时，往往会故意将患病而死的尸体投入河流或者其他取水处，当坚城难下，就会像对付卡法城一样，在水源里投入死尸。
年，金史记载，金朝的首都在蒙古军退走之后，随即“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一时间可谓是“白骨相望，虻蝇迎面”。
前人往往将此次瘟疫归因于时令或者居民在金军退去后暴饮暴食，但从症状来看，这次的瘟疫无疑是草原啮齿科所带来的鼠疫。联系起蒙古军的一贯作风，恐怕他们难辞其咎。
拜蒙古的屠杀及瘟疫所赐，战争结束后，金朝故地的人口仅剩万人，而金朝的全盛时期人口为0万，也就是说，至少有万人在战争、瘟疫、饥荒之中消失了。
“自燕京、顺天等三十六路，户八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一，口四百七十五万四千九百七十五。——《元史·地理志》”
偌大的中原，只剩区区不到万人。同样灭亡于蒙古之手的还有西夏和南宋，蒙古军队允许士兵烧杀劫掠，于是，他们所过之处“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尤其是四川一带，经过蒙古几十年的屠杀，人口仅剩八十余万人，四川在蒙古军进入前，曾有万人口。其中年，成都的屠城更是创造了历史记录，此次屠城共计有万人罹难，这是人类史上屠城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03
上文就已经说过，以瘟疫为武器，并非是蒙古人的首创，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游牧民族的“智慧结晶”。
早在汉朝时期，匈奴就已经有使用“细菌武器”的记载，“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阻(诅)汉军”。
《通鉴》记载皇甫规伐羌之战，“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
可见瘟疫对于攻击军队确实是有效的，霍去病年不及三十而亡，与此不无关系，据史记记载，“骠骑将军登临瀚海，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霍去病一直坚持就食于敌，使得匈奴的计划成功，军中染疫非常正常，霍去病归国之后的暴毙，从症状来看很像是烈性传染病，而且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可以夺走30岁不到的绝世猛将的生命呢？更糟糕的是，归国的汉军士兵，在无意中带回了这种病菌。
匈奴通过疫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当时人称为“伤寒”，随着讨匈军士的回归，这种伤寒开始在中国反反复复的流行和消失，频频不已，绵延不断，直到东汉末年，张仲景写出《伤寒杂病论》才有了相对科学的治疗方式，张仲景之所以会全身心的投入有关伤寒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则是因为其妻子儿女都因伤寒而死，瘟疫给中国带来的伤痛可见一斑。
在《伤寒杂病论》出世前，东汉帝国难以组织起有效的救援措施，于是，在瘟疫横行的东汉末年，就滋生了另外一个事物。没错，当瘟疫来临，并不是一切都会灭绝，也会在暗地里哺育一些东西。
这就是宗教。
04
匈奴人在多次战争失利后，选择向西迁移，于是将瘟疫传入了毫无准备的罗马帝国，随后，基督教就因此一跃从邪教成为了罗马国教。瘟疫与基督教兴起的内在逻辑是这样的。
在绝望中，病人和未发病但踹踹不安的人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天神能收回对世人的惩罚。因此，各种宗教在瘟疫时期就兴盛起来，尤其是基督教，因为基督教会对病人提供基本的护理，使得不少人生存了下来，这些因基督教提供的基本护理（食物及水）而活下来的人，就成为基督教的死忠，当漫长的疫情退去，基督教已经是罗马名副其实的第一大教了。
无独有偶，张角的太平道的发展模式与基督教一模一样。
几乎和基督教的行径相同，张角和他的弟子也为世人提供医疗（符水、咒语），并且因此救活了不少人，随后张角的太平道就这样野火燎原，最终大贤良师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宣布起义。
等到黄巾之乱被平定，三国乱世的序幕也被彻底拉开了，常年的战乱，使得瘟疫更上一层楼，魏晋南北朝佛道流行的原因，就在于此，在无边的绝望中，人总要找些灵魂的寄托，宗教则是大部分民众最容易接触到的，所以新冠疫情一来，韩国的新天地邪教就作妖，其实也是有道理的。
实际上，瘟疫并不仅仅只是病而已。
威廉·H·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写道：“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共存，而且，它也一定会和从前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子。”
正因瘟疫对国家的巨大影响，古人很早就开始了对于瘟疫的治理，包括顺应节气、注意公共卫生、派遣医生巡诊及无偿施药、处理尸体等等。在人类的文明演进历程中，瘟疫已经并非是一种时不时出现的现象，而是一种会深刻影响到文明演进的状态，改变文明的形态、改变文化的形态，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子”。
这就是我想说的，要从新的角度去认识瘟疫，而不仅仅是病。
参考资料：
《汉末三国之际瘟疫探略》秦妍
《浅析古代欧洲瘟疫的流行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从雅典瘟疫—查士丁尼瘟疫》吴春妍
《瘟疫与人》威廉·H·麦克尼尔
《战争与瘟疫》徐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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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未定君制作：吃硬盘吧、发达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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