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十四讲导言二
刘渡舟教授《伤寒论十四讲》专题讲述了《伤寒论》中的十四个重要问题。第一讲阐述了《伤寒论》的历史沿革，以帮助读者正确理解此书涵义；第二讲论述了《伤寒论》条文排列的有机联系，剖析了它的辨证思想和方法；第三讲是六经为病提纲证的现实意义；第四讲介绍了《伤寒论》的气化学说，六经、六气阴阳变化规律。从第五讲至第十三讲采用了以方带证的归类方法，把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的主要方证进行了归纳，并附有后世方证和医案，以供临床借鉴。最后一讲为作者使用经方的心得体会，也对上述诸讲做了简明扼要地总结。这十四个问题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有它的系统性和彼此的内在联系。
本节摘引的是第一讲中的《伤寒论》导言问题，导言共讨论的有《伤寒论》的历史变革、《伤寒论》是一部什么书、六经的概念、六经辨证方法、六经为病传变、“六经”析疑、论八纲辨证与六经辨证的关系、《伤寒论》的治疗法则、《伤寒论》的方剂、学习《伤寒论》的方法等几个方面。本次讲述六经的概念、六经辨证方法、六经为病传变、“六经”析疑四个小节，余下部分将分次讲解。
三、六经的概念
六经的实质：《伤寒论》以六经辨证为核心，究竟六经的实质是否存在，在伤寒学中也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有的学者把六经为病，归纳成六类证候，用以赅括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证情。如丹波元坚在《伤寒论述义》中曾说“伤寒论一部，全是性命之书……所谓病者何也?三阴三阳是也。热为阳，寒为阴，而表里虚实，互有不同，则六者之分，于是立焉。”
可以看出，他是把六经建立在阳热阴寒的证候之上，而不是把六经证候建立在脏腑经络之上。为此，他又指出：“至于经络脏腑之言，经中间或及之，然本自别义，非全经之旨。惟以寒热定阴阳，则触处朗然，无不贯通也。”
由此可见，丹波元坚的学术观点，是反对从《素问·热论》的六经理论来探讨六经实质的，这种思潮在国内也大有人在，实有加以澄清之必要。
我认为《伤寒论》的六经，是继承了《热论》的六经学说，而有其脏腑经络的物质基础，所以，六经是物，而并不是六个符号。如果离开中医的传统经络学说而去解释六经则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为从《内经》到《伤寒论》的脏腑经络学说，本来是一脉相承的，如本论的太阳病提纲，先揭出头项强痛一证，它和《热论》说的“其脉连风府”的精神而完全符合。
论中除汤液治病以外，还有许多按经取穴的针刺之法，如果像丹波元坚那种没有经络的说法，岂不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所以，我们不能离开脏腑经络而去讲辨证论治。
但是，《伤寒论》却又和《热论》不一样，它在六经辨证上比《热论》有了发展。它不但能辨热证和实证，而且也辨阴证、寒证和虚证。可以这样说，《热论》的六经只辨伤寒，而《伤寒论》的六经，既辨伤寒，又辨杂病，从而建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
六经是脏腑经络，而辨证则是对脏腑经络生理、病理认识的客观分析。由此可见，祖国医学的辨证思想是建立在经络脏腑的物质上，而决不是空洞和抽象的说教。
四、六经辨证方法
《伤寒论》在古典医籍中，以辨证论治的方法见称。然而，辨证论治的方法，也并不是从《伤寒论》开始。观序中的“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十六卷”的提法，可见古代已有辨证的专著。日人山田正珍氏说：“《平脉辨证》诸书，今皆不传”。其实早在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中的阴阳学说引进医学领域以后，就大大开扩了医学家辨认疾病的眼界，并以此奠定了中医的辨证思想基础。
为此，张仲景的三阳三阴六经辨证，以及后世的八纲辨证，无不以阴阳为辨证之纲，这完全符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的“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的精神实质。因为诊病时，能运用阴阳的辨证思想，就能“知丑知善，知病知不病，知高知下，知坐知起，知行知止，用之有纪，诊道乃具”；否则，就“知左不知右，知右不知左，知上不知下，知先不知后，故治不久”。所以，阴阳学说渗透到祖国医学学术领域的各个方面，它不仅用以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而且也用以指导临床的诊断和治疗。
张仲景继承了阴阳学说，并结合临床实践，使之又有了新的发展。《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就是以阴阳为纲，即用三阳、三阴的阴阳两纲总统六经。所以，六经辨证应首先解决病发于阴，还是病发于阳。阴阳病性既明，则是治病求本之道，也是以纲带目之法。然后在阴阳两纲指导下，进一步探求病位之所在，病情之所属，病势之进退，而判明表、里、寒、热、虚、实的情况，自可迎刃而解。八纲辨证可以说是辨证中的先决条件，但是，如果只辨到八纲程度为止，那还是不够的，因为它还没有具体地把人体的脏腑经络病理变化结合起来，就好象找人只找到了街道，还没有找到住户一样，仍然不能确切而深刻地阐明各种复杂的病理变化，并进一步指导临床治疗。而六经辨证就恰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把八纲的内容落实到脏腑经络之上，使八纲辨证与脏腑辨证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也就弥补了八纲辨证之不足。
由于六经辨证贯穿着八纲而联系于脏腑经络，尤其是以脏腑经络生理、病理变化作为物质基础，使辨证言之有物，而不是空中楼阁。前人在研究《伤寒论》六经时曾指出：“经者，径也”，据经则知邪气的来去之路；“经者，界也”，据经则知病有范围，彼此不相混淆。有了范围，有了界限，就能使我们在辨证时一目了然。如见头项强痛，可知是太阳经受邪；见缘缘面赤、额痛、鼻干，可知是阳明经受邪；见耳聋、胸胁苦满，可知是少阳经受邪；见腹满时痛，可知是太阴经受邪；见咽痛，可知是少阴经受邪；见巅顶痛、干呕吐涎沫，可知是厥阴经受邪。如果离开经络学说，对上述各个证候的发生与机理，就无法进行解释。又由于经络系统的联络交会，使人体的五脏六腑、表里上下、四肢九窍、皮肉筋脉等各个组织器官联结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因此六经辨证也特别注意脏腑经络病变的表里相互影响。如发热、恶寒而脉浮者，是属太阳经表受邪；若脉不浮而反见沉象，则知太阳表邪而又内累少阴。太阳与少阴为表里，当少阴阳气不足而外感风寒时，可以两经同时受邪，形成太阳与少阴的“两感”证。脾与胃互为表里，在发生病变时亦相互影响，故有“实则阳明，虚则太阴”的说法。这种病机的相互影响，表现在具有表里关系的经络脏腑之间联系，所以，辨证绝不能离开经络。宋人朱肱认为：“治伤寒先须识经络，不识经络，触途冥行，不知邪气之所在”，他说明了认识经络的重要意义。
五、六经为病传变
六经为病不外正邪斗争的进退变化，然正气有强弱之分，邪气有微甚之别，因而就有传经与不传经的问题。
一般地讲，凡邪气由表入里，由阳入阴，属于邪盛而病进；若正气抗邪有力，能拒邪外出，由里出表，或由阴转阳，属于邪衰而病退。但是决定是否传经，在于正气的盛衰和治疗、护理是否得当，其中尤以正气的抗邪能力为先决条件。
辨病邪传变，对治疗和预防都有现实意义。其辨认方法，正如论中所说：“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接着仲景又说：“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他说明了分析传经与不传经，要从其脉证变化入手，而不是按六经顺序自然发展入手，更不是日传一经，以日而计传经为目的。
邪气传经的形式，归纳起来约有三种情况：
1.一般传经：如太阳之邪或传阳明，或传少阳。
2.表里传经：如太阳之邪，内传少阴；或少阳之邪，内传厥阴等。
3.越经传：太阳之邪，不传阳明、少阳而传于太阴等。一般传经以外，若其人脏气不足而又有“直中”之说。直中，指病邪不经太阳、阳明、少阳而开始发病即见少阴证候，就叫做“直中”。这主要由于阳气虚衰，抗邪无力，邪气长麾直入而直接中脏，所以，它比以上的传经之病更为严重。
传经以外，还有“合病”与“并病”。合病与并病的情况，据丹波元坚说：“合病并病者，表里俱病是也。方其感邪，表里同时受病者，谓之合病。表先受病，后传于里，而表犹在者，谓之并病。合病则剧，并病则易，此合、并之略也”。以上丹波元坚的话，突出说明了“合病”与“并病”的各自特点。由上述可见，凡两经、三经同时发病，不分先后次第的叫“合病”，合病多为原发。
合病共有四种：分为太阳阳明合病，太阳少阳合病，少阳阳明合病，三阳合病。
若一经之病未愈，继而另经之病又起，而有先后次第之分的叫“并病”，并病多为续发。
并病有两种：分为太阳阳明并病，太阳少阳并病。
三阴经病虽无合病、并病之称，然确有其实际的内容，这里就不多谈了。
六、“六经”析疑
目前，在研究《伤寒论》的六经实质问题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围绕对六经的不同认识而展开的。概括起来可归纳为两种，一种见解认为《伤寒论》的六经，是继承了《素问?热论》的六经分证方法，以经络学说为根据，从而反对六经不是经络的观点；另一种见解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伤寒论》的六经虽有“阶段”、“地面”、“症候群”、“六病”、“八纲”等等说法，千姿百态而蔚成大观，但都与《热论》之经络六经风马牛不相及，从而否定了经络六经之说。
以上两种观点展开的讨论，必将促进学术上的繁荣和发展，并能澄清长期以来六经中一些纠葛不清的问题，故为广大医家所瞩目。为了交换意见，本着抛砖引玉的态度，试对六经问题进行辨析，藉以就正于各位同道。
我认为对中医古典医藉的研究，一定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有了这一前提，才能克服主观片面与割断历史的流弊。从这个原则出发，我体会《热沦》之六经和《伤寒论》之六经，虽有一前一后之分，但从年代来看，距离并非甚远，而后者受前者影响之深也自不在言外。如果像有些同志所认为的那样，《伤寒论》的六经，已是“天马行空”完全脱离了《热论》之窠臼，而以全新的姿态出现的话，则无论从历史年代还是从学术渊源来分析，都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热论》的六经分证方法，在当时仍居于权威地位，而经络学说尤为当时医家所推崇，那么，张仲景为何摒弃经络而不用，这是令人费解的。日人丹波元胤曾就此事发表了他的意见，很值得参考。他说：“阴阳五行，汉儒好谈之，五脏六腑、经络流注，《史记?扁仓传》问及于此，《汉志》亦多载其书目，仲景生于汉末，何独摒去?”这种尊重客观事实，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的观点，不能不令人为之首肯。当然我们看问题，也不能只讲六经的继承而不讲六经的发展。但是，继承和发展乃是辨证的关系。也就是说，在继承的前提下，然后方可谈发展。事实上，张仲景也承认他撰用了《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等书以为借鉴，从而写成了《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为此，明朝鄞县人吕复才说：“《伤寒论》十卷，乃后汉张机，仲景用《素问?热论》之说，广伊尹汤液而为之。”他认为《伤寒论》的六经是本于《热论》的，而其中的汤液治病，则源于伊尹的《汤液经》。吕复才的话，无疑是正确的，但应该为之补充，使之全面。即仲景虽然继承了《热论》的六经，却比《热论》有新的发展。具体而言，他不但用六经辨热证和实证，而且同时也扩展到辨阴证、虚证和寒证。所以，张仲景发展了《热论》的六经，在《热论》的基础上又有所突破，而为中医学的辨证论治开辟了广阔的途径。
由此可见，如果不承认《伤寒论》的六经有继承性，则难免犯割裂历史的错误；反过来说，只看到继承，而看不到发展的一面，也难免有“厚古薄今”与固步自封之诮。所以，我们研究《伤寒论》，应当是既看到它的继承，又看到它的发展，方不致于片面。
然而，有的同志对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认识上存在片面性，对经络学说基本理论的研究也欠严谨，因而在学术上表现了轻率的态度，想把经络学说从六经辨证中一脚踢出门外，而创立出“六经与经络无关”之说。殊不知，如果《伤寒论》没有经络的存在，没有脏腑的核心，而欲完成辨证论治的任务，可以说是“未之有也”。这是因为，经络、脏腑、气化的系统体系，是病因与病理变化的客观基础，是辨证治疗的内在依据。如果废弃了这一系统，而代之以其他名目，那么，对致病之因、受病之所，以及证候的复杂表现，就会感到头绪万千，毫无层次可言。由于失去了理论上的指导，辨证论治也就成了无源之水与无本之木，也就必然悖离了中医之道。
《灵枢?经别篇》说：“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学之所始，工之所止也。”它说明了凡病的所成与所起，都与经络有联系。经言皇皇，昭如日月，那么，六经辨证岂能与经脉无关?由此推论，无论任何疾病都不应离开经络而存在。所以，如果否定经络的存在，不独《伤寒论》一书为然，而整个经络学说也同样将被人所废弃。经络学说如果从中医理论上砍掉的话，则中医还有什么特色可言。
《伤寒论》这部书，贯彻了中医的“整体观”和“辨证观”，所以才能成为不朽之作。然而，整体观和辨证观都是在六经经络学说指导下而实观的，兹分述如下，以见其义。
1．整体观：由于人体经络内连脏腑，外络肢体与孔窍，网维周身，而使表里内外、上下左右，互相沟通，息息相关，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故扯一毛而动全身。如足太阳膀胱虽居下焦而有主一身之表的功用，足少阳胆虽居右胁内，而有主半表半里的功用等等。同时经络脏腑在统一的整体下，又有它们各自的部位与界限，因此，在病理上也有各不相同的反映。根据每个经的特殊性，在病理变化上去辨阴阳、划表里、分脏腑、定寒热，以知某经、某腑、某脏的为病，以及由表入里，或由里出表，与由阳转阴，或由阴出阳的等等变化。因为有了整体观的认识，所以辨证时会有机联系，不局限一处；因为有经络规律可循，则对病变的或表或里，才可能有统一的认识，这样对辨证识病就井然有序。
2．辨证观：在整体观的前提下，我们掌握了经络脏腑的阴阳表里关系(如太阳与少阴为表里，阳明与太阴为表里，少阳与厥阴为表里等)，由于阳经与阴经互相联系而相通，因而无论病发于阴，或病发于阳，便不是一成不变的，而都有一个阴阳互根，一分为二的问题。所以，古人说：“实则太阳，虚则少阴。’’可见，太阳病中内伏少阴之机，凡是具备了“虚”的条件时，太阳就可变为少阴，少阴“实’时，又可外出太阳。大家知道，六经阴阳也包括了八纲辨证的内容，但由于六经阴阳具有可变性，所以阴阳、表里、虚实、寒热有可能向各自对立的不同方向转化。应当看到，这样的变化决定于经络脏腑客观条件的改变。所以，我们强调经络学说这一中医特色，是从尊重经络学说带有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内核出发的。因之，割断经络这个沟通阴阳脏腑的纽带，对中医的辨证则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凡研究《伤寒论》的学者，都知道太阳主表，为一身之外藩，总六经而统营卫，肥腠理而司开阖，卫外而为固。那么，太阳之气又是如何主表的呢?《素问?热论》说：“巨阳者，诸阳之属也。其脉连于风府，故为诸阳主气也。”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出太阳经脉上连于风府，而为诸阳之属(张隐庵注：属，会也)，故为诸阳的主气，从而获“巨阳”之称，乃有主持一身之表的功用。假如说太阳之脉不上连风府，而不与督脉会合，则也就不能为诸阳主气，所以也就不能主表。从《热论》来看，文义是大致如此的。柯韵伯在《六经正义》中，有“不为经络所拘”一语。他认为经络循行部位比较局限，于是乃有以“六经地面”而代替经络之论，实际上柯氏是忽视了“其脉连于风府”所起的整体作用，才致有此失的。
《伤寒例》说：“尺寸俱浮者，太阳受病也，……以其脉连风府，故头项痛，腰脊强。”它说的“太阳受病”是指经脉而言，其义与《素问?热论》“其脉连于风府”遥相呼应，是前后一致的。仲景在《太阳病篇》的第一条又说：“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这个“头项强痛”也是反映太阳经脉上连风府的一种病变，而与《热论》、《伤寒例》如出一辙，故可见六经为病内有经络之实，则不辨而自明。所以，我们说太阳病有经证与腑证之分，是以经言为宗旨的，并非出自臆断。然而有的同志不从以上的方法去研究问题，而用望文生义的眼光，认为仲景在“太阳”之下，没有写出“经”字，就认定张仲景不讲“经”而讲“病”，因此提出一种“六经无经络”的论点。他们不知道，太阳是受邪之体，风寒乃所受之因，故在第四条的“伤寒一日，太阳受之”一句话里，乃是讲的能病的是伤寒，与所病的则是太阳经。如认为太阳无经络，则太阳就名存实亡，那么，又以何物接受其邪呢?由此可知，太阳经是客观存在的，是在受病之先，而太阳病是在太阳经受邪之后，故称“六经之为病”而不称“六病之为病”，其理由就在于此。正因为先病于经，而成太阳表证，如果表证不解，则邪可随经入腑，而构成太阳腑证。太阳的经证，一般则使荣卫不和，而有荣弱卫强的中风，与荣郁卫闭的伤寒；太阳的腑证，则可使膀胱的气血不利，故有气化不行的蓄水证和热与血结的蓄血证。这种以太阳经、腑为系统的表里内外与荣卫气血的病理变化，看来是变化多端，难于辨认，但掌握了太阳经的发病规律，就能执简驭繁，做到心中有数，井然不紊，从而也就发挥了六经辨证的临床作用。至于六病辨证，虽然亦能从客观的病证出发，而分其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但总不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缺乏对疾病的系统认识，又不讲生理、病理的原委，想仲景之学谅非如此简陋。
太阳经脉不但下连膀胱，而又下连于少阴之肾，形成了膀胱与肾相表里的特殊关系。以是之故，在太阳病中，或因年迈，或因下虚，或因误治，导致少阴阳气先拔，不能支援太阳之气抗邪于表，反使太阳在经之邪从太阳之表，而飞渡少阴之里，故表现脉来微细，神疲欲寐。而发热、脉反沉的证象，称之为“太少两感”之证。亦有少阴病，发生八、九日之久，如少阴阳气得复，寒邪化热，正气拒邪，外出所合之膀胱，则可出现一身手足尽热之证。因其热在膀胱，必迫血妄行，则有便血之证发生，然阴证转阳，则如理而为顺也。
上述的以经脉为联系的太阳与少阴发病关系，表现为由阳入阴，或由阴出阳的阴阳转化之机，以体现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可见经络学说是构成中医的辨证理论的基础，对临床既非常实用，而其义理又较为深奥。所以，弃之则甚易，而学之则又甚难。张仲景笃信经络之学，在他的自序中才说：“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而宋人朱肱也深深体会到经络在《伤寒论》中的重要性，而又有易被人所忽略之弊，所以才说：“张长沙《伤寒论》，其言奥雅，非精于经络不能晓会。”
朱肱是重视《伤寒论》的经络学说的，但他并不是以经络而论六经的创始人，察“六经”之名，始见于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然而一些排斥六经的经络者，又往往认为朱肱是“从经络为六经”的“始作俑”者，以讹传讹，故愿为之更正。
或有人问：《伤寒论》经王叔和之撰次，已失其真，而《伤寒例》乃王氏托名仲景旧论，而塞进了他自己的经络之说。如柯韵伯所论：“叔和不知仲景之六经是经略之经，而非经络之经。”而方有执与喻嘉言亦驳其舛谬，并削去《伤寒例》而将原文亲为考定，已为伤寒家所称颂。而今反以《伤寒例》经络之说，亦为不可移易之理，岂不谬哉?余曰：君只知其一，而反被方、喻之说所左右。王叔和以功遭忌，蒙此不白之冤而直至今日，实亦不平之甚矣。平心静气而论，“张经王传”，赖以行世，况叔和距仲景年代甚近，故考核遗文，采摭群言，甚得仲景之旨。林亿曾说：“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唯王叔和能学之。”成无己亦说：“仲景之书，逮今千年，而显用于世者，王叔和之力也。”他们的话是对的。因为仲景之书散失于三国兵燹之中，若无叔和为之整理、撰次，则劫后余灰，安得流传于今日?至于《伤寒例》本为仲景之旧论，而实出于《内经》之旨，验之临床，又多能中病，故其实用价值甚高。今方有执创之于先，而喻嘉言又步之于后，他们虽为伤寒大家，而未可妄议，惟其臆断孰为仲景文，孰为叔和文，活龙活现，俨然以仲景化身自居，肆意颠倒叔和撰次之文，故汪琥为之不平，而有“三家(方、喻、程)之书，皆倒乱仲景六经篇文，彼虽各有其理，要之六经原次，或当日叔和未尽改易，其间仲景妙文，焉知不反由此新编而尽失耶?”他的话简当有力，确实击中了问题的要害。由此可见，方、喻等人名曰维护仲景之旧，实则反乱原书之真，明为贬王，暗则褒己，由明、清迄今使叔和之冤枉如此之久，吾辈忝列医林，岂能坐视而闭口不言，使其说流散无穷耶?况且，王叔和与皇甫谧皆为同时之人，而又知之甚详，《甲乙经》序说：“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由此可见，若王叔和果如方、喻等人之所谤，则皇甫氏能用“撰次甚精”四字而称许之?以此而言，在中医学术界里，还有一些混淆视听的问题，而且又往往以讹传讹，流布甚广。对此，本着争，鸣的愿望，谨抒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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